无删减版本的其他小说《幽灵谍影》，成功收获了一大批的读者们关注，故事的原创作者叫做鸭子下河，非常的具有实力，主角罗晋天小梅。简要概述：的？”“盖得住火，盖不住烟。不管他身披什么样的马甲，如何巧妙地伪装，他发报的特点和手迹是诚实可靠的，欺骗不了同行。他现在肯定很得意，以为我们没办法对付他，所以这些天的...
《幽灵谍影》阅读精彩章节
3轰炸还在升级，而且变得更加随性。更为严重的是，近段时间敌机轰炸像变戏法似的，从开始时的小规模，漫无目标地乱炸一气，变成了对重要的民用和军用设施大规模的精准轰炸。经常有十几架或更多的轰炸机来袭，沿着黄浦江直扑目标。如果某一目标轰炸效果不佳，马上就会遭到第二轮轰炸。更奇怪的是，黄浦江上一旦停靠了大型货轮，轰炸机就会像苍蝇一样尾随而至。后期甚至发展到晚上也会出现飞机在上空盘旋，寻找目标投弹的情况——敌机像长了千里眼顺风耳似的，这可是从未有过的。
很明显，飞机在天上，问题在地上。
频繁的轰炸，让新政府到处救火，疲于奔命，也使上海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到底能不能在上海这个大码头站住脚产生了怀疑。作为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一市之长的陈毅，内心更是万箭穿心。他看着被炸街区遍地的断肢残骸和倒塌的民居，神情沉重，眼眶常常噙满了泪花。他站在一片冒着青烟的瓦砾上，对着在场的老百姓发誓道：“我们一定要挖出潜伏的特务分子，绝对不能再让敌人随意轰炸我们的城市，残害人民的生命，破坏我们的新生政权，否则我们对不起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更无颜向上海的父老乡亲们交代啊！”
陈毅市长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情凝重地说：“同志们，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们解放了上海，但只是解放了地面，还未解放天空，上海只能算是解放了一半儿。整天被人在头顶上扔炸弹，这能算解放吗？不能！以前我们在农村根本不会碰上这种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我们决不可在这场考验中败下阵来。”陈毅环顾了一下，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同志们，你们知道老百姓私下在说我们什么吗？说共产党那些泥腿子管不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无力确保上海的安全，只配当救火队长。潜伏的敌人乘机造谣说我们不出三年就会被赶出上海。我知道，有些不明事理的老百姓虽然嘴上在骂国民党，心里却在埋怨咱们，把挨炸这笔账记在了我们头上，我这个当市长的无脸见人呐！”陈毅点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继续说：“同志们，上海目前的严峻防空局面引起了华东局和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决定成立上海防空司令部，组建上海防空军，紧急抽调原准备用于首都防空的两个装备有新型苏制高射炮的高炮团支援上海，以加强上海的防空力量。这对我们是一大喜讯。但是高射炮团从部署并进入实战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再说上海这么大，需要保护的单位这么多，这些防空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要尽快挖出引导敌机轰炸的敌特分子，让敌人的飞机成了聋子瞎子。不管这些暗藏的敌人有多狡猾，藏得有多深，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全部、彻底、干净地挖出来，给上海人民一个交代！反轰炸，抓敌特已经成为军管会当前天字第一号的任务。”公安局王局长向陈毅市长保证：“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早日破案，挖出为轰炸机做引导的敌特分子，全面侦破，务必一网打尽，为死去的同胞报仇！”
最后。陈毅市长要求市公安局马上成立专案组，抽调各方人员，全力以赴争取早日破案。公安局经研究，由分管社会处主管反特斗争的副局长李勇担任这项天字第一号大案的专案组组长，全面负责此案的侦查工作。专案组的架构立刻搭建了起来，其中的几位班底成员都是赫赫有名的业务尖子。
第一位是社会处电讯科科长齐明，一流的情报电讯专家。齐明个不高，戴一副黑边眼镜儿，三十四五岁的样子。年纪不大，但看起来像一个精明的老学究。他解放前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具有丰富的防特反特经验，对上海的情况也非常熟悉。他原是一名警官学校的学生，淞沪抗战后戴笠设立青浦特训班，齐明被选入内，参加了电讯班的培训学习。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学成后被分配到军统上海站从事电讯方面的工作，因数度破译了汪伪 76号特务机构的密电，避免了组织的破坏而受到军统高层的嘉奖。他不仅名声在外，而且对军统以及后来由军统改组而来的保密局内部的电讯人员和行事规范十分熟悉。后来，他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为上海解放作出了贡献。
第二位是社会处情报科副科长陈刚。陈刚四十多岁，体胖，五官端庄，只不过比人家大了一号。他看上去比较老成，在专案组里年纪最大，资格也最老。他抽板烟，留着小胡子，当然这是因为工作需要。如果他穿着便服走在大街上，你一定认为他是哪家商号的“跑街先生”。别看陈刚貌不惊人，能担任情报科副科长，自有他的过人之处。他早年曾在上海参加过领导的中央特科情报股干过，搞过情报，也参加过清除叛徒的“打狗队”，收编过江湖武装，可算是一个经过大风大浪，见过大世面的人。
第三位是一位身板笔挺的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留着寸头，表情刚毅，一副军人貌相。他叫赵浩，是军管会通过华东局从航空学校的教官中遴选转隶进公安的。赵浩曾经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名少校飞行官，在解放战争中随同机组投奔了延安，在东北航校做过教官。去年十月，他的机组参加了阅兵分列式，在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之后由于身体原因，转到了地方工作。赵浩曾经飞过国民党空军 B-25 等主力轰炸机，对其装备系统和内务条令可谓了如指掌。据说，在进驻舟山的国民党两个轰炸机大队中还有他熟悉的飞行官。请他来专案组，是为了在反轰炸斗争中起到知己知彼的作用。
第四位是情报委员会主任胡鹤年。胡是标准的山东大汉，看上去粗犷豪迈，实际上心思细密，圆滑精明，政治倾向模糊。这种特殊的性格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他在特殊年代历练出来的护身之道。由于其身份特殊，需把他的前世今生捋一捋细表一番。胡鹤年原籍山东，因家中贫困，从小过继给了在上海做生意的亲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秘密学生会，参加过街头运动。后因学生会遭到打压解散，他转而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三青团。由于他有文化，很快被特务组织军统看上，凭着他的能力，在日占时期的上海屡立奇功，一路青云直上，担任了军统上海站的一名科长。胡鹤年踌躇满志，刚想大展宏图之时，却被手下出卖，让汪伪 76 号的人钓了鱼，当场在舞厅擒获。他明白军统的纪律，投敌当汉奸是要被制裁的，所以一直挺着。日本人用对付共产党的那一套对付他：鞭子、烙铁、老虎凳……他全都熬了过来。在绑上电刑架之前，行刑室里来了几个以前的同事。他们左一声长官，右一声长官，说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再耗下去的话肯定活不过今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如果长官投了 76 号，与他们一样喝香的吃辣的，比起军统那里自在多了。你可以结婚，可以退伍，也可以做点买卖。再说了，汪主席和平反共建国的主张有什么不好，那么多的将军带着部队整建制投了他，还不是一样为了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愿吗？就连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也没有变……制裁怕什么，我们也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在电闸推上的最后一刻，胡鹤年屈服了，跳上了汪伪 76 号这条贼船。由于日本人怀疑他有二心，一直没有重用他，他为自己留了后手，实际上成了一名双面间谍。上海光复后，他重新回到了由军统改组而来的国防部保密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每当处于晋升的节骨眼儿，同僚们私下总是以他有污点为名打压他，几年下来就连原先的科长都没当上，在站里常被一些个黄毛小屁孩儿呼来喝去。想不到自己出道多年，在江湖上只是混了个脸熟儿。胡鹤年为此心中甚是郁闷，常常借酒浇愁。俗话儿说人算不如天算。日本人赶走后才过了三四年，嗅觉一向灵敏的胡鹤年又闻到了不一样的气息。看样子共产党马上就要过江了。山东老家的大哥来信说，老家分到了五亩水浇地，还有三间大瓦房和一头牛，这往后的天下肯定是共产党的了，要他多做好事多积德，给祖上留点儿好名声，给自己留条后路。大哥的这封信对胡鹤年触动很大，他利用职务之便，掌控了一支保密局所属的几百人的别动队，在解放军进城时投诚缴了械。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刚成立的军管会公安局对上海的地下敌对组织知之甚少，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连条像样的线索都没有。只知道这些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网络庞杂，人员多如过江之鲫。数得过来的有：原国防部保密局上海站、内政部调查统计局上海办事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的人员；毛森、陆京士、蒋经国领导的三个上海地方特务机构的人员。此外，形形色色的特务外围组织更是数不胜数。据初步估算至少有职业特务五千余人，外围破坏分子一万多。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特务组织对这些社会渣滓封官许爵，给钱给装备，让他们以各种职业为掩护，对新政权开展形形色色的破坏活动。鉴于剿匪肃特的任务非常艰巨，情况异常复杂，军管会同意通过培训再教育，留用了一批旧警察，并批准成立了公安局社会处情报委员会这一反特临时机构。主要职能，一是侦查破案。二是为反动党团特务登记提供线索。利用原国民党在沪的投诚和反叛人员“以特反特”，以加快剿匪肃特的进度。胡鹤年成了情报委员会主任的不二人选，因为他对旧上海各路情报组织、黑白两道各色人等提头知尾，非常熟悉。这样，一支千余人的“公安局情报委员会”队伍在李勇副局长的强烈呼吁下应运而生。这些人鱼龙混杂，来自旧上海的不同系统，包括军界、政界、情报界，以及租界巡捕房等，对旧上海的那些人和事可谓知根知底。这种“以特反特”的策略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帮助上海公安接连破获了多起大案要案，剿灭了多支地下武装，起获大量电台。尤其是协助破获了企图刺杀陈毅市长等高级干部的恶性案件，使胡鹤年和他的情报委员会成了李勇手下的“专业灭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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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挖出为轰炸机引导的潜伏敌特，上海市公安局出动所有公安战士，在警备区驻军的协助下，发动群众开始在整个全市进行全面的大排查，搜寻一切可疑人员。侦查人员开始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市民户籍档案进行全面查阅，希望从中能查出个蛛丝马迹来。另外，组织人员加强电台侦测，寻找地下敌台的行踪。但万事起头难，在茫茫六百万人口的上海滩，要从无数杂乱无章的敌我电台讯号和私人地下商业电台讯号中辨别出敌情，揪出这个像幽灵一样的敌特分子，打掉国民党飞机的眼睛，真好比大海里捞针——难上难！
声势浩大的全市性大排查，挖出了不少隐藏的破坏分子，还缴获了他们的电台和武器。这些人互不隶属，任务也不尽相同，归属于国民党各个特务组织。从审讯的情况来看，他们对大轰炸的表述驴唇不对马嘴——答非所问，就是让他们装也装不像。事实上，在大排查期间，那名罪该万死的敌特分子还在照常活动，他的电台也异常活跃。
晚上，公安局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王局长正召集专案组成员和相关的刑侦专家开会讨论案情。王局长对近来破案的进度很不满意，他神情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专案组里的同志大都是以前的地下党和野战部队转隶而来的军人，有的穿了警服，有的穿了军服。虽然衣服换了，工作思路还没有完全缓过劲儿。过去我们在地下，是敌人侦查我们，现在他们在地下，是我们侦查他们，头穿袜子脚戴帽——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看我们有些同志穿了双新鞋就不会走路了，还是习惯于用老的思路来思考问题，用老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这名台湾高层钦点的‘王牌间谍’能随便捉拿归案的话，还用得着我们大动干戈，抽调各方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吗？”
坐在王局长旁边的专案组李勇副局长被说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在场的几位工作组负责人也面有愧色。
王局长继续说：“专案组成立以来，调动了那么多的警力，那么多的驻军，动静不可谓不大，除了截获几封没法译出的电文之外，毛都没撸到一根。陈毅市长每天来电话催问，形势逼人呐。李勇副局长，你作为专案组的组长说说看，经过这么多天的排查，有没有发现敌特的线索，找到突破口？”
李勇推了推细边眼镜儿，站起来说：“首先，作为专案组的组长，在这里要自我检讨。前一阵子靠全市性的大排查，动静确实很大，但效果不太理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抓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小喽啰，还没真正挠到痒处。这名敌特不一般，做事很少留下痕迹，而且据我们分析，有些事情明显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干的，背后肯定还有人。”
“那你说怎么办？从哪入手呐？”王局长追问。
李勇副局长说：“我们想通过无线电侦查和调查其社会关系两方面入手。无线电侦查有时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直捣龙门的作用。虽然我们现在没找到他的踪影儿，但他隔三差五就会发报，这是追查他的最直接的途径和切入口。通过追踪他的无线电讯号，我们至少可以得知他什么时候在发报、电报中的大致内容、发报的大致区域等信息，进而找出敌特的某些活动规律。这几天无线侦测的同志每天加班加点，夜以继日，还是小有斩获。根据监听敌台发报的情况分析，有一个广播代号叫丁大勇，呼号 4908 的人疑点最大，敌人的短波台每隔几天就要给他播发指令，不过现在我们还未能完全咬住他的电台，因为在上海隐藏的敌台和私人商业电台还有不少，他的呼号和频率也经常在变换。我们需要更多的无线电侦测车和相应的技术人员，一步一步缩小侦测的范围，接近他，锁定他、不过除此之外，这名敌特其余的情况我们确实还无从知晓。”
“李副局长说的确实是一条捷径，可以为我们提供这名敌特的很多信息，要继续通过无线侦测贴身紧逼上去！专案组其他的工作小组也要发动群众，多条腿走路，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白白耗掉宝贵的时间。特殊时期，特殊任务，我们不能按常规的做法一板一眼的来。要尽快挖到这名敌特的真实身份和照片，找出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根据以往的经验，台湾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敌特大多是在上海学习过、生活过、工作过的人。这些人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能操一口熟练的沪语，必定有他在当地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前几个大案我们不就是通过调查敌特的社会关系，最终找到破解的钥匙的吗？”
“请局长放心，这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我们会多条腿走路。”李勇保证道。
“这段时间，公安局所有的资源你都可以使用，只要你提出来，其他部门必须无条件支持。局里没有的人员和装备，可以通过军管会到外面去调配，甚至请求公安部的支持。”王局长拍了拍胸脯。
“谢谢王局长支持，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情报科副科长陈刚报告说：“我们是在查找这名敌特在上海的社会关系，但目前我们还找不到这个丁大勇的任何资料。没有他的照片，也没有见过他的人，更不知道他现在藏在上海哪个角落，估计这名字也不是他的真名。现在就连他是台湾直接派遣过来的，还是原来就潜伏在上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搞清楚。我们在全市所有公安派出所的户籍底片上，找到了老老少少三百多个叫丁大勇的。通过甄别，基本上一一排除了。”
电讯科长齐明补充说：“近来，敌人在短波台里经常呼叫的那个丁大勇，我们根据对其通信往来内容分析比较，判断与电台呼号 4908 是一个人。4908 这名敌特使用的电台功率比较大，通过对其发报的特点和手迹来看，报务员就是他自己本人。”
“我们情报委员会上千人也全部撒下去了。通过各位特情队员熟悉的渠道对口查找，可目前还没有大的方向。我们倾向于这名敌特是国民党保密局外派进来的，级别比较高。这证明台湾方面不是十分信任本地的那些潜伏人员，也不一定像先前派来的那几拨人一样，特别依赖当地的社会关系。”专案组情报委员会主任胡鹤年为难地说。
“他是人不是神。只要他还在活动，一定会有蛛丝马迹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不能跟着他的节奏走，这太被动了。电讯科齐明那里要增加人手，加强对敌台侦听和密码破译的力度，尽快锁定敌人躲藏的区域。情报科陈刚要收集分析各方面的情报，尤其要加强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社会处情报网的沟通，通过他们获得海外情报网的支持。不管他是人是鬼，一定先要把他的资料找到，这样才能找出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情报委员会胡主任这边要加强对流动人员的排查。既然大家分析下来这名敌特是外来之敌，那就把排查的重点放在八月份之后进入上海的外来人员中。发现可疑分子，不要怕打草惊蛇，不用事先请示，立刻逮捕。如果怕逃脱，可以用枪。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喊道。
在上海安顿下来后，罗景天开始架设秘密电台，不定时向舟山和台湾保密局总部提供上海的天气、重要目标方位、轰炸结果以及我军政、财政、文教、群众团体等情报，当然他没有忘记，在每次报告情报之后都会加上几句“报务经费用完，请求补发掩护费并酌发生活费”之类的话。
从某种意义上，罗景天是为了钱而干的。在拿到第一批装备和资金后，罗景天不遗余力地活动，从他发出的厚厚的电报稿中可以略见一斑。
……十六铺码头靠有三北公司的瑞泰轮，约重五百吨，此刻正装货，日内驶汉……
……晨六时，我机炸毁虹口华成码头六十四号机房一部，死工人四名……
……共军防空薄弱，没有预警雷达……
……北站有两列拉煤的火车刚刚停靠……
林林总总，凡是罗景天看到的，收集到的，甚至猜想到的，不管是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情报，还有上海重要工厂的方位和复工生产等信息，通通密报了出去，为国民党空军安排空袭提供决策依据。对市区关键点位的轰炸，他还要冒险进行无线引导，投置无线信标机。罗景天一天到晚忙得像一只小蜜蜂，所不同的是，他酿出的不是蜜糖，而是毒液。
罗景天是电讯方面的顶级高手，有理论也有实战经验，为此他一直有点瞧不起那帮泥腿子同行。他通信的频率总是混杂在别人的频道里，很难让对手记录下完整的电码。密码、频率、联络时间和发射功率也在不断地变换当中。他知道，测定方位至少得三十秒，所以他的电报言简意赅，发报时间短促，发发停停，很难被人定位。这一切都让专案组负责侦听和破译的同志感到头疼，深知这是一位很难对付的对手，与之前抓到的那些小鱼小虾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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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副局长在作战室大幅上海市区地图前抽着烟，整个埋在烟雾中，只露出两条腿儿，烟缸里已经横七竖八掐了半缸子的烟蒂。同事都知道李勇之前很少抽烟，自从接手了专案组以后都快变成老烟枪了。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脸儿有点儿灰白，整个与他三十多岁的年龄有点儿不太相符。显然，这位在新四军情报部被称之为智多星的李副局长，生活和工作节奏已经完全打乱。
站在李勇身后的是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胡鹤年。胡鹤年穿着上海滩上常见的便装，戴着黑礼帽儿，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
也难怪胡鹤年对李勇毕恭毕敬，如果不是李勇力排众议一定要成立情报委员会，胡鹤年根本不会上位，甚至会因历史问题的纠葛受到处置。
“胡主任，陈毅市长已经下了死命令，限期要把这个狡猾的敌特挖出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回去好好与下面的人盘算盘算，看解放前在上海国民党军序列的情报组织里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个人层次不低，电讯技术一流，只要在上海做过事儿，组织内部总会有人认识他并知晓一点儿他的底细。”
“报告李副局长，我那些弟兄解放前各个道上的都有，人头儿也熟。这几天我与几个骨干盘了好几遍。组织内部有这等电讯技术和暗杀手段的人淞沪地区屈指可数，不是去了台湾，就是蹲在监狱里，剩下的基本上加入了我们的情报委员会，都在您的手下呐。当然也有可能他之前在上海混过，后来调去外地任职，不过丁大勇这个名字肯定是假的。”
“反正你们现在要重点深挖以前国民党各个系统内的电讯专家，这家伙绝对不会是新手。”
“我回去继续排查。只要他以前在上海或是江浙一带干过事儿，就一定能缩小范围弄出个子丑寅卯来。”
“关键要快，不能等。”
“是。”
胡鹤年刚出去一会儿，电讯科长齐明敲门进来。
“齐科长，这两天有什么新的收获吗？”李勇直截了当地问齐明。
看得出，齐明这几天也没休息好，他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气说：“这两天还是有收获的，所以来向您报告一下。”
“说说看。”
“我们现在对那个呼号为 4908 的发报规律基本上已经掌握，不管他如何千变万化，试图规避对他的追踪，我们还是可以辨别出他的每一次发报，只是时间太短，很多内容还没能破解出来。”
“哦，你们可真行啊，通过什么手段摸到他狐狸尾巴的？”
“盖得住火，盖不住烟。不管他身披什么样的马甲，如何巧妙地伪装，他发报的特点和手迹是诚实可靠的，欺骗不了同行。他现在肯定很得意，以为我们没办法对付他，所以这些天的发报量大，篇幅也越来越长，台湾方面呼叫他的频率也很高。我们已经截取了大量的电报稿，迟早能破译出来的。”
“关键是等你们把这些电报稿破译出来，也许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他很有可能在短期内更换密码和频率。所以要找到非常规的克敌制胜的好办法。”
“请李副局长放心，我们的技术人员正在抢修几辆早年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无线电侦测装备，让侦测车每天二十四小时在马路上不停地转，一旦发现可疑讯号，就锁定大致区域，再用我们正在开发的微型无线测向仪来悄无声息地缩小范围，最终找出他的窝点儿。”
“哦，这办法好，要多派点人手。这段时间让同志们辛苦一下，取消所有休息日，等破了案再调休。”
“同志们都主动要求加班，吃睡在了办公室里。这家伙很狡猾，经常更换发报地点，我们很难锁定某个区域。不过也有可能我们发现的少部分只是私人的商业电台。虽然我们已经收缴了大部分与香港和海外联络的商业电台，但还有不少不法商人阳奉阴违，私藏电台。他们现在也很隐蔽，发报时间非常短促。”
“别管它是什么性质的电台，只要锁定，马上组织人员围捕收缴。”
“哎，现在我是手里没网看鱼跳——干着急。等那些无线侦测设备全部调试到位，我敢担保，一定能锁定这名敌特分子所在的区域，甚至锁定他躲藏的那幢房子，摸到他的狐狸屁股。”
“如果真有这等好事儿，我肯定要记你的头功。”
“我一定积极争取。”
齐明出去后，李勇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沓案宗，里边是社会部情报科从大量案件中整理出来的一些近期在上海及其周边发生的无头杀人案，足有几十起，有些除了案情分析外，还附有现场的照片。李勇把案宗齐刷刷摊在作战室的大桌上，一件件仔细琢磨着。上海及其周边解放还不到半年，匪特、流寇尚未肃清，这样的杀人案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要从谬误百出的办案记录中找出头绪来真是难之又难。
李勇把几十件案宗作了简单的分类，把有些明显是谋财害命和帮派争斗的搁在一边，有几件需要重点研究的用铅笔打了勾。
李勇取出一件打钩的案宗。有一个嘉兴的中年男人被人吊死在竹林里的大树上，发现时已经开始腐烂，地下一摊儿脏水。是一个打柴的老人发现并报的案。照片看上去很吓人，眼珠子被什么小动物叼走了，舌头伸在外面。据查，此人生前使得一手好刀，人称“太湖刀客”，已经失踪了一段时间，曾经是“浙江人民反共总队”的一位中队长，手段毒辣，在当地堪称一霸。抗战前就是太湖里的湖匪，后被和平军收编，抗战胜利后继续在太湖为匪。解放军过江后在太湖地区肃匪，他手下大多被歼，走投无路，只得投奔了国民党保密局的外围组织，在浙江人民反共总队当了一名中队长，想不到被人吊死在离家不远的竹林中。这事儿确实有点儿蹊跷，有可能是帮助潜入的匪谍后被灭口。
李勇深吸了口烟儿，推了推眼镜儿，仰着脑袋，吐着烟圈儿。
既然这位刀客有功夫在身，要杀他也不容易，一般都是自己人在他没有戒备时下的手。如果他真是被匪谍灭口所杀，那这个匪谍的智商一定有问题。正常的做法必定是，一击致命，然后把尸体埋起来，给自己脱身的时间，哪有费时费力把人吊在树上示众的。
李勇又从打钩的案件中取出另一宗无头案。死亡的是一个年轻人，只有二十来岁模样儿。尸体是在吴淞口的芦苇荡里找到的。死者是一位舟山的渔民，码头上有不少人认识他，称他为“舟山小瘪三”。因为只要他的渔船靠岸，把海货出手后，他总要到附近的吴淞镇上寻花问柳一番，掏空了口袋才甘心。船儿是他家的，船上的伙计是他的堂兄堂弟。据说他们的这位兄弟这回海货出手后又到镇上鬼混去了，而且整夜不归。他们在镇上到处找，想劝他早点儿回去，可一连找了三天都没找到影子，只好向公安派出所报了案。公安人员最后在芦苇荡中找到了死去的他。人是被汽车撞死的，出售海货的钱还在他的腰包里。
李勇拨了电话，让社会部派人去查一下，船上是否还搭乘着其他什么人。没多久电话来了，说是询问了船上的伙计，都说没有搭乘其他人。他们都是一个小渔村里的堂兄弟，之前也没有接触过其他什么人。他们常年在海上捕鱼，每趟回家也只是一两天，备点儿吃货而已。伙计们敢保证，小瘪三要是接触坏人他们几个肯定会知道的。
李勇把这一案宗放在一边。这应该是一桩意外的车祸，肇事司机怕承担责任，把尸体扔进了芦苇荡中。再说，死者确实没有为潜伏敌特服务的条件。
李勇把余下的打过钩的案宗全部认真翻阅了一遍。另有几件无头案引起了他的兴趣。这几件无头案的被害人都是刀伤。李勇惊讶地发现，这几宗谋杀案都有一个共同的作案特点，就是一刀致命，绝无半点儿拖泥带水。而且与谋财害命没有任何关联性。更令他啧啧称奇的是，这几件案件发生与蒋匪对上海的精准轰炸在时间上完全吻合，甚至可以用一个个案发点儿串联起一条匪特进入上海的大致路径来。
八月中旬，在浙江乍浦近海，渔民发现一具男尸。经辨认，此人叫严阿大，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惯匪，被人脖子上捅了一刀，当地公安认为他是土匪内部黑吃黑争斗而死，案发现场应该在海上。案情记录表明，严阿大身上没有搏斗的淤伤……
就在晚些时候，在嘉兴平湖的一处河滩上刨出了一具老头儿的尸体，被人胸口狠狠地捅了一刀，几乎被前后贯穿。与前案一样，死者身上同样没有搏斗的痕迹。据死者的孙女儿反映，她和爷爷在海滩上救了一个人，还把这个人背回家里调养了几天，之后爷爷划船送那个人去嘉兴，再也没有回来，于是小姑娘到镇上报了案。公安方面还根据小姑娘的叙述，画了一张嫌疑犯的画像。
李勇对画像凝视了一会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画像只能告诉他，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壮男人，他的脸相没有任何特别之处，随便可以在大街上找出一大把来……
八月下旬，应该在上述两件谋杀案之后，也可能只相差一两天，在南市豫园旁边的福佑路，一家荣记茶叶店里发生了一件谋杀案，店主被杀。也是一刀捅入胸口，店里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也没有财物失窃。这位茶叶店老板被杀简直有点儿莫名其妙。茶叶店选在一个市口不太好的弄堂内，据周边的居民说他装修倒是花了不少工夫，开张还没几天，门庭冷落，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意。之前，弄堂里的居民没有人认识他……更蹊跷的是，办案记录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案发的第一时间，有人打电话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说是店内发生了抢劫凶杀案，屋子里的男孩儿是徐家汇育婴堂里走失的。后来证实此话不假，但至今没找到报案人。
九月上旬，大西路富人别墅区的大西别墅姚府 1508 号，一个姓姚的年轻女子被人从后背捅杀。由于是富人区，别墅的住户之间稀有往来，是饭店的服务生和洗衣工吴妈报的案。两人都说这个姚小姐是个好人，平时总会多给他们一点儿小费。服务生每天都会给她送一次餐，如果她出门儿了会提前打电话到饭店。洗衣工吴妈说，她每隔几天就要去一次，帮她洗衣打扫，与姚小姐相处得挺好。一次她看到门口贴了张条儿，她不识字，是饭店里那个送餐的小伙子告诉她，说是姚小姐回宁波老家奔丧去了。但小伙子认为那纸条上的字迹不是姚小姐的。他们两个觉得事儿有蹊跷，随后报了案。公安在姚小姐后院的草地里发现了一片因雨水浸润而坍陷的黄土，才把姚小姐的尸体挖了出来。姚小姐身上除了后背那一刀外，没有发现性侵害，家里也没有盗窃的迹象……
“有点儿意思……”李勇踱着圈儿，喃喃自语。要是没有细心的同志把这些案宗整理到了一起，至今不会有人想到，这个凶恶的匪特从乍浦一路流窜到上海，已经至少伤了四条人命，牵扯多宗杀人案。目前这些无头杀人案还没有更多地证据完全与匪特丁大勇，或者 4908 联系起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来自海上，目标是上海，而且训练有素。他高度危险，只要见过他，并知道他身份的人都会被无情地灭口。不过，奇怪的是，那个唯一熟悉他相貌、嗓音、身形，甚至走路姿态的小燕子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给专案组破解此案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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