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是张仲景李时珍的其他小说《中药学基础理论》，是近期深得读者青睐的一篇其他小说，作者“迷失人间世”所著，主要讲述的是：温疫病的病因和致病途径，提出疫病的病因为“戾气”，从口鼻而入，是病因学的一大进步，为温病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清代叶天士在总结前人学术成就及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
《中药学基础理论》免费试读
继四大经典著作问世，中医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之后，从两晋到明清，历代医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晋至隋唐，是我国医药学的辉煌时期。两晋王叔和所著的《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脉学专著，提出24种脉象，汇集着晋以前脉学的成就，发展了《难经》的“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首创“三部九候”，及寸、关、尺三部与各脏腑的关系，对脉学的形成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至17世纪《脉经》被译成多种文字，先后流传至欧洲不同国家，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总结和创新了许多有科学价值的内外治法，增加了推拿、捏脊、蜡疗、灸法等外治法，记载了口对口人工呼吸、清创、引流、导尿、灌肠等多种急诊治疗技术。书中载方101首，所载急救方，用药数量少，随处可采，易于获得，疗效可靠，被后世誉为“简便廉验”的方书和实用的“急救手册”。
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总结了秦汉三国以来的针灸学成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该书明确了经络与腧穴的关系，在针灸学的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此阶段最有影响力的药物学专著首推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他对《神农本草经》进行校勘整理和注释，并增补了名医用药经验。全书7卷，载药730种，较《神农本草经》药物品种增加了一倍。采用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及来源进行分类的方法，“诸病通用药”的编排方法，列举了80多种疾病的通用药物，并对药物的功用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南朝雷敩所撰《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炮制类专著。全书分上、中、下三卷，载药300种，涉及药物的炮炙经验和方法。提出药物经过炮制能增强疗效，降低毒性，便于贮存、调剂、制剂等，初步概括了药物采集、性味、煮熬、修治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至今仍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南齐人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学专著，记载了金疮、痈疽、疮疖、瘰疡、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有内外治处方的140多个。北齐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法》对胎儿逐月发育的叙述较为详尽，明确指出了怀胎十月养生和调摄的注意事项。
隋唐间蔺道人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伤科学专著，书中对骨折与关节脱位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记载详细，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治疗骨伤疾病的水平已相当先进。此阶段著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儿科学专著《颅囟经》，书中首记儿科脉法，对惊痫、疳痢、火丹等症状叙述颇详，并附有方药，便于对症采用。唐末昝殷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蕴藏于民间的经验，写成《经效产宝》，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隋代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书，全书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对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等多学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分型、鉴别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内容丰富多彩。
唐代医家孙思邈集毕生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书是以记载方药和其他各种治疗手段为主的方书，《备急千金要方》为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分为30卷，载方5300首；其晚年所著的《千金翼方》，亦为30卷，载方2571首。两书详述了我国唐以前主要医学著作的理论、方剂、诊法、治法、食养，发展了脏腑辨证理论，使之更加丰富和系统化。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的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是因为人们久居山区，与饮水有关，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该书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医学发展水平。孙思邈被誉为“药王”。孙思邈不仅医术精湛，且医德高尚，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这就是他将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的缘由。
唐代苏敬等人编纂的《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新增114味药，共收载药物844种，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这种图文对照的方法，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河，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国家药典，比欧洲纽伦堡药典早883年。唐代编写的药物学著作甚多，其中贡献较大的当推陈藏器编著的《本草拾遗》影响最大。它以收集《新修本草》遗漏药物为主，增补了大量民间药物，且详细描述了辨识品类的方法，提出了著名的宣、通、补、泻、轻、重、燥、湿、滑、涩的“十剂”分类法，对后世方药分类产生了很大影响。唐至五代时期，对食物药和外来药也有了专门的研究，如孟诜的《食疗本草》、李珣的《海药本草》等，进一步丰富了中药学的内容。
王焘的《外台秘要》集方论之大成，以宏富详尽著称，共40卷，1104门，载方6000余首。内容包括临床各科、各家方书所载方药，尚有来自于民间的单方、验方、名方，对许多病症有了很明确的认识，书中记载了消渴病人尿甜等，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是唐代又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籍。
宋金元时期，医学家们在前代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在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中医学有了突破性进展。宋代的印刷术的进步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医学书籍得以大批刊印。宋代政府组织编著刊发多种大型医书。宋慈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先后被译成荷、法、日、朝、英、俄等多种文字，流传国外。在病因学方面，陈无择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将复杂的病因概括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类，发展了张仲景的病因学说，使病因学说由博返约，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宋代儿科名医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提出了以五脏为纲的儿科辨证方法，总结出了六味地黄丸等一些有效的方剂，是一部儿科名著，被称为“儿科之圣”。刘昉的《幼幼新书》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儿科学著作。董汲的《董氏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是论述小儿麻、痘、斑、疹的第一部专著。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首先提出“妇人以血为本”的学术观点，系统总结了妇科的诊疗经验和理论，对妇科的发展影响较大。王惟一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铸成两具针灸铜人，为针灸教学提供了方便。
宋元时期是中药学发展的全盛时期，政府对本草的修订十分重视，先后编撰了《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图经本草》等本草专著。宋代本草学的代表作当推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全书33卷，载药1558种，在《嘉祐本草》、《图经本草》的基础上，新增药物476种，附方3000余首。本书对药物学的基本理论及各种药物的名称、药理、主治、产地、采收、炮制等均有详细的描述，并于各药之后附列方剂加以印证。宋以前许多本草资料后来已经亡佚，多赖此书的引用得以保存下来。《证类本草》代表了宋代药物学的最高成就。
在方剂学方面，北宋有官颁的三大方书，《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官方卖药所的成药处方集，由裴宗元、陈师文校定，载方788首；《圣济总录》，系北宋末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而编成，共200卷，载方近20000首，前代方书几乎全被囊括。除了官修方书外，宋代医家还有个人方书，如严用和的《济生方》，许叔微的《类证普济本事方》，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均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金元时期医学出现了学术争鸣的活跃气氛，涌现出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医学流派，称作“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倡导“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提出了“火热论”，用药以寒凉为主，称为“寒凉派”；代表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张从正力倡“攻邪”，认为“邪祛则正安”，治病常用汗、吐、下三法祛邪，称为“攻下派”；代表作有《儒门事亲》。李东垣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倡“脾胃论”，治疗常以补益脾胃为主，称为“补土派”；代表作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朱丹溪力倡“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治病强调滋阴降火，称为“滋阴派”；代表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等。金元四大家，师古而不泥古，各有发明及独创之处，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元代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营养学专著，书中对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高营养物的烹调、营养疗法、食物卫生、食物中毒均有论述，其中不少回、蒙民族的食疗方法，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中关于麻醉药的使用及脊柱骨折悬吊复位法的记载，也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
明代赵献可、张景岳等提出的命门学说，进一步丰富了藏象学说的内容。《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载方61739首，可以说是集明以前方书之大成。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参考800多种书籍，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基础，进行大量的整理、补充，并补充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亲临深山旷野考察，收集标本，虚心向劳动群众请教，三易其稿，著成《本草纲目》，是一部内容丰富，论述广泛，影响深远的巨著。该书共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附图1109幅，附方11096首。该书论述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治疗学等多学科知识，远远超出了本草的范围，全面总结了16世纪前我国药物学知识和用药经验，是我国古代文化科学宝库的一份珍贵遗产。此书先后译成朝鲜、日、德、法、英、俄、拉丁等多国文字流传于世，影响甚广，是中医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正因为编撰了《本草纲目》，李时珍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有“药圣”之誉。继李时珍之后，清代医家赵学敏，对民间草药进行了广泛收集和整理，编著成《本草纲目拾遗》，这是又一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药学专著。全书共载药物921种，其中新增药物有716种之多，对药物形态的描述和功效用法的记载，均翔实可靠，进一步丰富了我国药学宝库。
明清时期，疫病反复爆发，医学家在与其长期斗争中，逐渐形成了温病学派。明末吴又可著《温疫论》，阐述温疫病的病因和致病途径，提出疫病的病因为“戾气”，从口鼻而入，是病因学的一大进步，为温病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清代叶天士在总结前人学术成就及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强调重视养阴生津，并留下很多医案，著名的有《临证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医案》，对后世影响甚巨。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进一步总结并发展了温病学说。薛生白擅长治疗湿热病，著《湿热条辨》，被后世推为习温热病的必读之作。王孟英著《温热经纬》，也为温病学的完善作出了补充，诸医家的学说使温病学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王孟英被后世誉为“温病学四大家”。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认识，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和完善了治疗方法。
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思想体系，形成了新旧并存，中西混杂的态势，出现了“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这种“新旧”、“中西”之争，贯穿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特点，一是继承发展缓慢，二是出现了中西汇通和中医科学化思潮。
在考据学的影响下，许多医家从事中医古典医籍的考证、校订、注释、辑复等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对中医学理论研究和保存中医古代文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学传入中国，中医界中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人，诸如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史称中西汇通四大医家），承认中医学和西医学各有所长，提倡学习西医先进之处，又要坚持中医学之长，试图将中西医学术加以汇通，形成了中西汇通的思潮和学派。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从医理、临床各科病证以及治疗用药各方面，均大胆地引用中西医理互相印证，且大胆并用中西药物，对后人有较大的影响。由于历史和自身的条件限制，中西汇通派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道路的探索，未能取得成功，但其经验教训，对当今实现中医学现代化，不无启迪意义。20世纪30年代初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医科学化”成为中医学术界盛行的一种思潮，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人物，他们主张中医科学化，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知识，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对中医科学化的途径和方法也作了一定探索，希冀弘扬广大中医学在科学上的真实价值。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学术思想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政策，确立了中医的合法地位，并且形成了“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发展理念，提出了中医现代化。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宪法，并成立了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组织保证。在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积极整理古代医籍文献，挖掘和继承中医学宝贵经验，另一方面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药学进行深入的研究。1956年之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中医院校，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医统编教材相继问世，使中医理论体系得以不断完善与提高，达到了系统化和规范化。在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药方面，如经络与脏腑实质研究；针刺麻醉的研究；中药治疗慢性肾衰竭；针灸对中风后遗症的康复；中药提高肿瘤病人生活质量、延长存活期，减少放、化疗副作用；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针灸纠正胎位、中药治疗艾滋病等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运用现代手段研究中药也取得标志性成果，如抗疟良药青蒿素的发明，就是得益于古籍《肘后备急方》的启示，以屠呦呦为首的研究团队，经过数百次的实验研究，最终获得成功，青蒿素被公认为现代治疗疟疾最好的药物。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2003年，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我国更是重灾区，对于这类原因未明，无确切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中医辨证论治更显示其优越性，北京、广州等地中西医结合治疗，使我国SARS的病死率全世界最低，后遗症最少，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中医药在“非典”救治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现代生命科学研究提示，中医学科许多内容都包含着现代科学前沿的研究内容，中医学在面向现代和未来的基础学科及高科技领域里，正在与西医学、生物信息学、系统科学、物理学、化学、细胞分子学、基因组学及蛋白质组学等现代科学前沿有机衔接。这必将建立起与中医药学科科学性和先进性相适应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研究课题，可以预期中医学必将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一个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迅速革新的古老医学，正日益展现其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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